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知识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革新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当今世界的人才需求日益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各国所面临的教育挑战也愈发严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系统思考基础教育对于学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近年来，世界各国围绕基础教育的多个维度全面推进改革，呈现出一系列共通性的发展趋势。整体把握世界各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动向，能为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与启示。

一、提高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不断改进基础教育政策及其实践，以期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培养目标指向核心素养的形成。各国与国际组织纷纷建立起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能力框架，如美国的“21世纪核心素养框架”、加拿大的“学生学习框架”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面向2030的学习框架”等。基础教育质量衡量标准不再局限于对具体知识与事实的掌握程度，取而代之的是对学生创新创造、问题解决、自我调节、沟通交流、社会情感、全球意识、可迁移技能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能力素养的共同关注，推动形成更加全面、多元和贴近生活的人才标准与育人理念。

　　课程内容以落实核心素养为重点。在课程内容上，各国将核心素养分解成下位指标和具体要求，以整体嵌入、部分对应或互补融通等方式融入基础教育课程的目标、内容与结构中。除传统学科外，部分发达国家增设“学习主题”，以跨学科方式培养核心素养。美国的“21世纪主题”将“全球意识、理财素养、公民素养、健康素养、环保素养”五个模块的跨学科主题内容融入核心学科课程。[1]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模式与方法上，各国普遍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课堂实践中综合运用探究性教学、活动教学、实践教学、合作教学等模式，广泛开展基于问题或基于项目的学习、服务性学习、合作学习等。部分发达国家致力于创建特色化的课堂教学情境，如芬兰实行现象教学，美国将“设计思维”融入学科教学全过程等。

　　我国中小学的课程建设应超越知识本位和学科结构主义，以学生为中心不断优化内容设计，既要将核心素养落实到学科课程之中，又要重视跨学科与学科课程内容的整合融通，培育学生的综合能力与跨学科素养。同时，应着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情境性、灵活性与参与性，加强问题式学习、跨学科学习、实践性学习、合作学习，帮助学生形成主动学习、创新思考、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多方面能力。

二、促进基础教育迈向实质公平，优化基础教育阶段资源配置

　　各国持续完善基础教育法律法规，扩大基础教育的覆盖范围。针对基础教育落后地区，发达国家制订了专门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保障计划，不断增加政府定向拨款，建立教育成本共担与专项转移支付机制，为地方学校提供充足财政支持;推动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鼓励相对落后学校与发展良好学校结成战略联盟，共享师资力量、图书资料、教学设备;鼓励和吸引教师到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任教，配套实施优秀教师支教和流动轮岗制度，等等。

　　许多发达国家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教育补偿机制。一是在国家层面积极推行补偿性质的教育服务项目，如美国的“提前开端计划”与英国的“确保开端计划”，确保儿童接受良好的早期教育;二是在学校层面根据学生学习内容与学习进度的不同实施分班或分层教学，为面临学业危机的弱势学生和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特别机会。此外，发达国家还着力推动考试评价方式改革，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与自身水平相适切的学习反馈。

　　我国基础教育的资源差距主要体现在省市之间、区县之间、学校之间三个层面。对此，我国应从财政经费、师资力量等方面加大对贫困乡村地区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改善计划。此外，还应在基础教育各阶段增设差异化指导，为不同智力发展水平、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弱势学生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学习机会和补偿性学习辅助。

三、加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整体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

　　随着各国学生核心素养框架的陆续颁布，中小学教师能力标准的内涵也变得愈加丰富，如欧盟的教师核心素养框架包括知识、学生、工作环境和自我层面四个维度。各国加强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出台激励政策，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福利待遇与社会声誉，吸引高素质毕业生与优秀社会人才进入教师行业。第二，建立严格的职前培训与资格认定制度，提高教师职业的准入门槛。第三，建立持续的职后生涯发展机制，通过交流轮岗、定期进修、前辈指导等方式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如日本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了专门的指导教师岗位，由刚退休的优秀教师指导青年教师的日常教学。第四，统筹设计教师职业发展道路，为教师创建多样化的晋升通道。第五，关注学校领导能力的提升，加强校长及其他管理人员在信息化条件下的组织能力、校园环境与文化建设能力以及学校教学特色创新能力。

　　我国要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制定优惠型引导政策，在源头上保障师范教育生源的基本数量与质量，不断吸纳社会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严把教师队伍的准入关、发展关，完善中小学教师资格制度，优化教师职前教育、岗前培训、职后发展连续动态机制;有序推进教师交流进修与学习共同体建设，建立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共享平台，形成招生、培养、就业与发展一体化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人才造就模式。

四、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实施基础教育数字化战略

　　当前，发达国家正普遍进行教育数字化建设，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进基础教育的形态转变。[2]发达国家普遍加快数字化课程的设计开发与推广使用，推动形成个性化、可视化、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等形式多样的教学实践。此外，部分发达国家正在探索基于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智慧评价模式，为学生学业危机早期预警、个性化教学及时反馈与精准干预、智能化学业成绩评估等赋能升级。例如：韩国的“智能教育战略”以“利用智能技术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为最终目标，形成包括实时监控系统、智能辅导系统、协同教育机制等在内的一体化教育流程。[3]

　　我国应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打造在线教育数据库与网络教学云平台，创新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推动传统教学模式向智慧教学模式转换，充分利用好数据驱动的评价工具，为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学习诊断和学习辅助。

五、提升基础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时代新人

　　在全球化加速背景下，各国对于教育国际化的诉求愈加凸显。[4]第一，重视国际化要素的课程渗透，积极开展主题式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关注全球性话题。第二，推动双语学校与双语课堂发展，提升中小学生外语发展水平。第三，组织学生参加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IMSS(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PIRLS(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等国际性学生学业成就测评项目，通过横向对比不断检验自身水平。第四，拓宽国际交流渠道，鼓励中小学与海外学校建立校际联系，通过师生交换访问、定期在线互动等方式促进不同文化间沟通。

　　我国应立足本土实际，开发制定基础教育阶段的全球素养标准框架，在课程体系中融入更多国际化要素，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引导学生关注全球性重大事务，培养更多具有全球视野、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

六、提升基础教育综合治理水平，着力提高综合治理效能

　　各国通过优化综合治理实现基础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发达国家积极开展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基础教育权力结构，一方面持续加强基础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持续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减少直接的教育干预与命令。发达国家致力于完善基础教育多元合作的法规保障。美国在2015年提出加强学校、家长与社区之间联系的教育改革目标，并重新授权《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凡是有联邦资助项目的学区需要成立家长咨询委员会”。[5]日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社会支援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所有中小学校都设有“家长教师联合会”。[6]

　　我国应着力提高综合治理效能，建立统筹有力、权责分明的基础教育体系。政府应减少对中小学校的直接干预，深化简政放权与善政分权，适当将教育权力向学校和社会回归，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中小学校应根据自身实际制定适宜的规章制度，落实校长负责制，鼓励家庭、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教育服务的供给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