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彬：理论和视野决定近代史研究的高度

2021-04-28 11:39:00  来源：

张海鹏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近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该书收录了他的代表性文章41篇，反映了张先生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旨趣，回答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张海鹏先生的新著《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总字数达60余万字的文集，收录了张先生近40年来讨论近代中国历史的代表性文章41篇，侧重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思考和从历史出发对现实问题的鲜明回应，共分七个专题：一、世变之亟——近代中国之沉沦；二、凤凰涅槃——近代中国的上升之路；三、复兴伟人——孙中山与毛泽东；四、掩卷长思——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探究；五、一个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六、以史为鉴——对中日关系的历史思考；七、书生议政——对若干热点问题的思考。这七个部分，反映了张先生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旨趣，也体现了对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研究如何在整体背景下联为有机一体。
　　以理论思维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层次
　　4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而对于基本理论的关注，在当下却呈现下降的趋势。张先生坚持倡导理论思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并身体力行，在当今学术潮流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张先生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和基本线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U型”理论。张先生指出，近代中国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是观察110年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之一。本文集充分体现了张先生“关心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关心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的学术初衷，头两个篇章，分别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沉沦”与“上升”（《世变之亟》《凤凰涅槃》）；第四篇章集中表达了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探究（《掩卷长思》）。
　　理解“U型”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充分认识从“沉沦”到“上升”的转折，即在20世纪头20年里，从近代中国历史的“谷底”中，如何出现向上的转机，并决定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局。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中国最终没有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是因为中国太大、列强吃不下去，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突然对中国失去了胃口，归根结底是因为在经历“沉沦”之后，最终出现了“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第367页）。从这个意义上看，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的两方面历史任务，这两个方面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并没有互相取代，因而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也不能舍此取彼。将两者分割对立起来，不仅仅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可取的，更重要的是，它本来就不符合史实。“革命”在近代史上、同时也是在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历史上，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20世纪的中国，革命高潮迭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即在此历史潮流中发生、发展。张先生在《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及负责主编《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时，已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理论、基本线索，以及对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提出了有深邃理论思考的重要观点，指示了对于近代史上“革命”与“近代化”问题上的辩证认识，这些重要观点在本文集中再一次得到了强调。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中国近代发展规律等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史学术的繁荣，也推动了对国家民族整体命运和当代出路的思考和探索。近年来史学研究中理论探索的热情下降，一方面影响了对历史发展深层原因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探寻，导致无法、无力回答学术上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损害了辩证思维的能力，不能全面地、客观地、历史地看待问题，有意或者无意地把某些历史现象的实际影响作不合理的夸张，同时又有意或无意地对原本重要的历史过程，降低甚至抹杀其历史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对理论探索的追求、对唯物史观的坚持，比较全面地接续和回应了自1980年代以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宏大视野、整体把握达致对复杂历史现象的正确认知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史才”和“史识”不仅需要长期学术耕耘的积累，而且也需要追求恢宏视界和贯通知识的主动意识。自我局限的视野，必然造成对历史现象的狭隘理解和随意剪裁。张先生指出，“历史进程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由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我们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不能把握尽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高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不能对历史现象作出阶级地、辩证地分析，我们就不能从纷纭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第401页）张先生从思想史维度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讨论、从国际法的角度对琉球地位问题的提出，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历史认识方法论的正确，因文集中相关论述已经非常清晰，在兹不多作介绍。仅以本人也参与相关研究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对此义略作说明。
　　关于“二二八事件”，大陆和台湾学术界已有不少的探讨。近20年来，台湾岛内部分学者出于所谓“台湾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对台湾光复初期历史提出了一些偏颇的学术观点，有意无意地配合了某些政治势力的“台独”主张。他们或者将台湾史与中国史的整体割裂开，以体现所谓“主体意识”；或者受岛内政治形势影响，偏重于从后起观念、后生资料作情绪化的解读，以政治上“功利”的态度对待相关史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就岛内论岛内，就事件论事件，画地为牢，因而虽然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各种资料汗牛充栋，但对事件的认识，却不免日益狭隘。张先生从包括台湾在内的近代中国的整体历史发展和相互联系的视野中，揭示了正确认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方法。张先生指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并不是局限于岛内、局限于当年，就能够得到全面的阐释的；它是日据以来台湾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从整个中国来说，则是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剧烈震荡期时全国阶级斗争大浪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张先生针对有关错误认识，明确指出“三个不是”，即“二二八事件”不是叛乱事件，不是“台独”事件，不是“反抗中国人压迫的开端”。在判断“二二八事件”的性质时，要从国民党统治的整体腐朽性和台湾人民的抗争与祖国大陆当时的民主运动的实际联系中，看到这一事件所反映的台湾人民的意愿与整个中国人民的意愿的共同性，看到它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第483、485页）
　　揆诸台湾光复初期的史事，如果不抱偏见，而对当时台民及其知识分子留下的史料有起码尊重的话，这一论断揭示了事件的本质。非从整个中国的视野，无法看清台湾发生的事情，认识这一点，或许能够对当下岛内某些研究起到少许纠偏的作用。张先生近年来领导的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团队取得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自2013年开始出版的《台湾历史研究》集刊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彰显，即体现了这一从全体把握具体的研究视野，引导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史学者进入台湾史研究，为提升台湾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
　　以宏观研究指导和促进微观研究
　　宏观研究并不排斥微观课题，相反，具备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宽阔的宏观视野，更能提升具体研究的水准。张先生特别强调“历史联系的观点”，要把握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从全部总和的认识中联系具体的事实，建立宏观与微观的联系。（第405页）本文集也选录了几篇有代表性的微观研究论文，展示了在宏观视野指导下独到的分析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如对黎庶昌《敬陈管见折》的研究，将这一早期外交家的一篇从未得到学术界关注的文章，置于近代历史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分析其内容、价值和必然命运；对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谋略处”，通过系统地梳理所有的资料来源和成说的来龙去脉，在极广泛的文献范围内逐一考察剖析，论证了成说中凌驾于军政府参谋部之上的“谋略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对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实作了订正；再如对澳门史研究中影响颇大的居澳葡人“双重效忠”说，也突破了仅从葡萄牙在澳门建立殖民体系的单线思路进行分析，而另从澳门政治发展中的“中国政府”这一条线，论述了居澳葡人并不存在对中国“效忠”一说，在1849年以前中国明清政府在澳门享有主权并掌握治权，不过不断受到侵夺，有一个逐步弱化的过程。这些微观研究，同样体现了从中国史、世界史的视野来对具体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方法。
　　至于在语言风格上，简明、准确、朴实、清晰，没有故弄玄虚、云遮雾绕的语句，但却铿锵有力，一针见血，自然是通家才能够达到的境界。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队伍已经十分庞大，而具有较强理论思维能力和宽阔视野、能够贯通形成一家之言的，殊不易见。理论和视野决定近代史研究的高度。《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回答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赵立彬，1967年生，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孙中山基金会副理事长。